本报讯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法院依法对一起遗赠扶养协议纠纷案作出一审裁判，判决被继承人戴某的前夫蔡某作为遗赠扶养协议扶养人，尽心履行照顾义务，获得协议约定遗产。
戴某是柳州市柳北区某村村民，2013年城乡改建时因自建房拆迁获得一套150平方米的安置房作为补偿。因看病急需用钱，戴某与征地办协商，将原分配的150平方米安置房换成了90平方米加补偿款20多万元。2020年3月，年事已高的戴某因病离世。
戴某生前曾有过两段婚姻：第一段婚姻，戴某与男方庞大某于1986年结婚，二人婚姻期间共同生育一子庞小某，庞大某于1992年因故离世；第二段婚姻，2012年戴某与男方蔡某经人介绍认识并于2014年登记结婚，婚后未生育或收养子女，后二人于2017年经法院调解离婚。
戴某在结束第二段婚姻后，于2019年开始病情逐渐恶化。由于长期卧病在床需要人陪护照顾，早年拆迁获得的20多万元补偿也已所剩无几，戴某向儿子庞小某求助。庞小某不但不顾不理，而且还表示不愿意负担母亲后续的治疗费用。伤心无奈之下，戴某找到前夫蔡某协商扶养及其过世后的殡葬事宜，并在律师的见证下签订了协议书，详细约定了医疗、饮食起居等生活安排及扶养遗赠等事项的权利义务。协议中明确约定，前夫蔡某如能按该协议书约定事宜尽职尽责履行义务，待戴某过世之后，其名下90平方米安置房的房屋就赠与蔡某。
戴某与蔡某签订协议后，蔡某依约履行义务直至戴某离世。当蔡某处理完戴某的后事，拿出协议书主张自己的权利时，却遭到了庞小某的反对。因庞小某拒绝配合蔡某完成戴某名下房屋的过户手续，且经多次协商无果，2021年12月，蔡某将庞小某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蔡某合法继承戴某名下房屋。
蔡某诉称，在戴某无钱医病又急需人陪护照顾，而其子却不顾不理的情况下，其与被继承人戴某签订了协议书，且戴某先行聘请律师商议并草拟协议书后找到自己协商，双方是在律师见证下自愿签订的。其已依约尽职尽责履行了扶养义务，并妥善办理好了戴某的丧葬事宜，应按照协议约定内容继承房产。
庞小某辩称，其不同意蔡某的观点。第一，蔡某出示的协议书并非是被继承人戴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当年戴某因看病急需用钱，在特殊的情况下，戴某被迫才与蔡某签订了协议。第二，蔡某并未按协议书约定履行义务，且协议书中约定的权利义务也不对等。蔡某扶养照顾、安葬戴某仅花费数万元，却约定其在履责后获赠价值百万元的房屋，有失公正。第三，子女是父母最亲近的人，父母生病子女当然会出钱出力，况且子女继承父母遗产是天经地义的事，从来没有见过父母的遗产不留给子女，而送给外人的事情。庞小某表示，戴某名下的房屋应按法定继承处理，对于蔡某扶养、丧葬支出的开销，可以从戴某的遗产中扣除。
柳北区法院经审理认为，被继承人戴某与蔡某签订的协议书，性质上属于遗赠扶养协议，协议签订过程是在见证人的见证下签订完成的，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法院予以确认。法院根据现有证据所查明的事实，蔡某对戴某生前尽了照顾义务，在戴某死后也为其处理了殡葬等事宜，法院认为蔡某有权依据协议约定取得戴某名下房屋。
关于庞小某主张其作为子女也有出钱出力照顾母亲戴某，子女理应继承父母遗产的观点，法院认为，首先，戴某在疾病缠身，无钱医治、无人照顾的情况下，与蔡某签订协议书约定由蔡某对戴某进行照顾、支付医疗费并处理丧葬事宜，戴某将其财产赠与给蔡某，系戴某对自身权益的处分，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应认定有效。庞小某作为戴某的儿子，在戴某患病情况下未履行其本该承担的主要赡养、照顾义务，在戴某去世后又以对法定继承人明显不公为由，主张法定继承分配案涉房屋，有悖常理，法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其次，戴某与蔡某签订协议书，并不排斥其他亲属、朋友基于亲情、友情对戴某进行照顾，故法院对于庞小某的上述辩称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法院依法判决原告蔡某受遗赠取得戴某名下房屋的所有权利。庞小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后依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五十八条，自然人可以与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本案遗赠扶养协议，蔡某个人承担戴某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我国法律规定的继承方式有三种，即法定继承、遗嘱继承和遗赠扶养协议。法定继承是由按照法律规定的继承顺序直接继承；遗嘱继承是依照被继承人生前遗嘱进行继承；遗赠扶养协议是遗赠人与扶养人订立的，以被扶养人生养死葬及财产的遗赠为内容的协议，这类协议在我国的社会生活和司法实践中已有相当成熟的经验，它常常能在老人自主、自愿的情况下，更好地满足老人晚年所需的物质供养、精神支持或陪伴。但由于受遗赠人大多与被扶养人没有直接的亲属关系，甚至可能是由法定继承人以外的自然人或组织担当，有着较强的商事性，加上有偿遗赠付出的金钱可能会大于、等于或小于受遗赠人所取得遗产的价值，导致继承开始后，法定继承人往往因为没能分到遗产或少分遗产，而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
根据案件证据，还原到被继承人戴某与前夫蔡某签订协议，不难发现无助老人向子女求助、当确定子女不愿意履行赡养义务时，最后选择通过法律途径，寻求了一条有人愿意为其养老送终的解决方案。作为子女本身，既然选择了“不赡养老人不尽孝”，那继承开始也就“遗产无份莫懊恼”。尊老敬老爱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赡养老人是每个成年子女应尽的法定义务。每个子女都应当怀揣着一颗尊重老人、敬爱老人的心，尽心竭力奉养好自己的父母，使其安度晚年，让尊老敬老爱老传统美德成为能继承到的最好“遗产”。(梁 峰)
本报讯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法院依法对一起遗赠扶养协议纠纷案作出一审裁判，判决被继承人戴某的前夫蔡某作为遗赠扶养协议扶养人，尽心履行照顾义务，获得协议约定遗产。
戴某是柳州市柳北区某村村民，2013年城乡改建时因自建房拆迁获得一套150平方米的安置房作为补偿。因看病急需用钱，戴某与征地办协商，将原分配的150平方米安置房换成了90平方米加补偿款20多万元。2020年3月，年事已高的戴某因病离世。
戴某生前曾有过两段婚姻：第一段婚姻，戴某与男方庞大某于1986年结婚，二人婚姻期间共同生育一子庞小某，庞大某于1992年因故离世；第二段婚姻，2012年戴某与男方蔡某经人介绍认识并于2014年登记结婚，婚后未生育或收养子女，后二人于2017年经法院调解离婚。
戴某在结束第二段婚姻后，于2019年开始病情逐渐恶化。由于长期卧病在床需要人陪护照顾，早年拆迁获得的20多万元补偿也已所剩无几，戴某向儿子庞小某求助。庞小某不但不顾不理，而且还表示不愿意负担母亲后续的治疗费用。伤心无奈之下，戴某找到前夫蔡某协商扶养及其过世后的殡葬事宜，并在律师的见证下签订了协议书，详细约定了医疗、饮食起居等生活安排及扶养遗赠等事项的权利义务。协议中明确约定，前夫蔡某如能按该协议书约定事宜尽职尽责履行义务，待戴某过世之后，其名下90平方米安置房的房屋就赠与蔡某。
戴某与蔡某签订协议后，蔡某依约履行义务直至戴某离世。当蔡某处理完戴某的后事，拿出协议书主张自己的权利时，却遭到了庞小某的反对。因庞小某拒绝配合蔡某完成戴某名下房屋的过户手续，且经多次协商无果，2021年12月，蔡某将庞小某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蔡某合法继承戴某名下房屋。
蔡某诉称，在戴某无钱医病又急需人陪护照顾，而其子却不顾不理的情况下，其与被继承人戴某签订了协议书，且戴某先行聘请律师商议并草拟协议书后找到自己协商，双方是在律师见证下自愿签订的。其已依约尽职尽责履行了扶养义务，并妥善办理好了戴某的丧葬事宜，应按照协议约定内容继承房产。
庞小某辩称，其不同意蔡某的观点。第一，蔡某出示的协议书并非是被继承人戴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当年戴某因看病急需用钱，在特殊的情况下，戴某被迫才与蔡某签订了协议。第二，蔡某并未按协议书约定履行义务，且协议书中约定的权利义务也不对等。蔡某扶养照顾、安葬戴某仅花费数万元，却约定其在履责后获赠价值百万元的房屋，有失公正。第三，子女是父母最亲近的人，父母生病子女当然会出钱出力，况且子女继承父母遗产是天经地义的事，从来没有见过父母的遗产不留给子女，而送给外人的事情。庞小某表示，戴某名下的房屋应按法定继承处理，对于蔡某扶养、丧葬支出的开销，可以从戴某的遗产中扣除。
柳北区法院经审理认为，被继承人戴某与蔡某签订的协议书，性质上属于遗赠扶养协议，协议签订过程是在见证人的见证下签订完成的，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法院予以确认。法院根据现有证据所查明的事实，蔡某对戴某生前尽了照顾义务，在戴某死后也为其处理了殡葬等事宜，法院认为蔡某有权依据协议约定取得戴某名下房屋。
关于庞小某主张其作为子女也有出钱出力照顾母亲戴某，子女理应继承父母遗产的观点，法院认为，首先，戴某在疾病缠身，无钱医治、无人照顾的情况下，与蔡某签订协议书约定由蔡某对戴某进行照顾、支付医疗费并处理丧葬事宜，戴某将其财产赠与给蔡某，系戴某对自身权益的处分，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应认定有效。庞小某作为戴某的儿子，在戴某患病情况下未履行其本该承担的主要赡养、照顾义务，在戴某去世后又以对法定继承人明显不公为由，主张法定继承分配案涉房屋，有悖常理，法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其次，戴某与蔡某签订协议书，并不排斥其他亲属、朋友基于亲情、友情对戴某进行照顾，故法院对于庞小某的上述辩称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法院依法判决原告蔡某受遗赠取得戴某名下房屋的所有权利。庞小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后依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五十八条，自然人可以与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本案遗赠扶养协议，蔡某个人承担戴某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我国法律规定的继承方式有三种，即法定继承、遗嘱继承和遗赠扶养协议。法定继承是由按照法律规定的继承顺序直接继承；遗嘱继承是依照被继承人生前遗嘱进行继承；遗赠扶养协议是遗赠人与扶养人订立的，以被扶养人生养死葬及财产的遗赠为内容的协议，这类协议在我国的社会生活和司法实践中已有相当成熟的经验，它常常能在老人自主、自愿的情况下，更好地满足老人晚年所需的物质供养、精神支持或陪伴。但由于受遗赠人大多与被扶养人没有直接的亲属关系，甚至可能是由法定继承人以外的自然人或组织担当，有着较强的商事性，加上有偿遗赠付出的金钱可能会大于、等于或小于受遗赠人所取得遗产的价值，导致继承开始后，法定继承人往往因为没能分到遗产或少分遗产，而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
根据案件证据，还原到被继承人戴某与前夫蔡某签订协议，不难发现无助老人向子女求助、当确定子女不愿意履行赡养义务时，最后选择通过法律途径，寻求了一条有人愿意为其养老送终的解决方案。作为子女本身，既然选择了“不赡养老人不尽孝”，那继承开始也就“遗产无份莫懊恼”。尊老敬老爱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赡养老人是每个成年子女应尽的法定义务。每个子女都应当怀揣着一颗尊重老人、敬爱老人的心，尽心竭力奉养好自己的父母，使其安度晚年，让尊老敬老爱老传统美德成为能继承到的最好“遗产”。(梁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