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土耳其对自己的身份认知，在某些领域中，往往是矛盾和纠结的。

一方面，土耳其积极脱亚入欧，以欧洲国家身份参与着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军事、体育、文化等各个层面的事务。早在1951年，就加入了北约，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在努力争取进入欧盟，即便屡次被拒，仍旧初心不改。

另一边，在浓郁的泛突厥主义情愫的影响下，土耳其官方又主导了大规模的“认祖”活动——匈奴、鲜卑、柔然、突厥、蒙古等曾经活跃在中国古代史中的亚洲游牧民族们，竟然依次被认做了现代土耳其人不同阶段的“祖先”。

比如下图这个土耳其陆军徽章，上面标注着“公元前209”。只是，公元1299年才有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这个“公元前209”，要表达什么呢？

原来，咱们的《史记·匈奴列传》中，那个曾经给汉高祖刘邦制造了“白登之围”，战斗力强悍的匈奴冒顿单于，被土耳其“强行”认了祖。而公元前209年，正是冒顿单于担任匈奴部落大boss的年份。

就这么一捋，土耳其陆军一下子追溯出来了两千二百多年的“建军史”。为此，2017年，土耳其官方还曾经重金打造过一部纪念建军2227周年的宣传片（下图），场面着实恢弘。

客观看，土耳其对于东方和亚洲，更多的是情怀；而在实际操作中，则更渴望被当作一个欧洲国家对待，只要能挨上欧洲的，就绝不与亚洲为伍。

甚至连体育方面也亦是如此，最明显的是，土耳其从来不参加“亚运会”，但对“欧洲杯”却非常用心。

究其原因，主要得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说起。

首先，参与欧洲事务，属于土耳其的历史传统。

早在奥斯曼帝国时代，无论是兴起之初、极盛时期，还是衰落之后，土耳其都在跟欧洲国家频繁的打交道。

早在16、17世纪，奥斯曼土耳其的鼎盛时期，作为一个横跨亚欧非三大洲，囊括了多民族、多宗教的世界性帝国，巴尔干半岛和部分东欧地区、黑海沿岸，几乎全处于土耳其人的控制之下。

所以，在领土方面，帝国时代的土耳其曾经拥有着大片的欧洲领土，更属于欧洲传统国家的近邻。在这种地缘环境中，跟欧洲各国的合作与战争对抗也是其数百年以来，最为重要的议题。

而世界上唯一一个横跨亚欧两大洲的城市，伊斯坦布尔被用作了奥斯曼帝国时代的首都，也在昭示着土耳其自诩为“欧洲国家”的身份认知。

更何况，要说近现代的土耳其人，在长期的多民族交往和杂居中，跟所谓的“突厥”人，已经并没有特别直接的传承关系了，他们更多的融入地中海、黑海民族的欧罗巴血统。

还有近代大量有过西方教育、生活背景的土耳其贵族和知识分子，对于沦为“西亚病夫”奥斯曼帝国，他们致力于效仿欧洲君主立宪制，对帝国内政、军事外交进行西式改革，也总是发自内心的想主动往欧洲阵营靠拢。

因而，在人文环境方面，早在帝国时代，对于中上层的土耳其人而言，在他们心目中，主要跟欧洲人打交道的奥斯曼土耳其，自然也属于一个欧洲国家。

此外，就是现代土耳其之父——凯末尔总统决绝又成功的全方位改革，为后世的土耳其奠定了“脱亚入欧”的总基调。

1920年代，一战战败后，再次被“肢解”的土耳其，欧洲部分只剩下了多半个伊斯坦布尔，仅占其国土面积的3%。

此时的西方、欧洲和世俗生活被凯末尔定义成了文明和先进的代言词。于是，大到国家政体、经济发展模式的改革，小到以法令形式杜绝男人的大胡子和土耳其帽、女性的面纱，凯末尔对国家的方方面面进行了全盘“强制西化”，效仿欧洲国家的运作模式和生活方式，处处以欧洲为样板。

甚至，连沿用了数百年的阿拉伯文也被定义成了“它们书写的经书，像铁箍似的束缚着我们思想的、阻碍着国家发展”，遭到了彻底摒弃，并用拉丁字母取而代之，以“体现同旧伊斯兰文明的决裂和土耳其民族在文明世界中的新地位”。

（凯末尔亲自下基层，教授拉丁字母拼写的西化“土耳其文”）

此时，贯穿凯末尔改革的中心议题就是——伊斯兰教同进步和发展是互相对立的，与现代民主制度是矛盾的，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就是“欧洲文明”，只有像欧洲人一样穿着、生活、发展，土耳其才会受到尊重和待见。

可以说，在一个以伊斯兰教为国教，伊斯兰教义深入人心的地区建设现代意义上的宪政国家，凯末尔的世俗化、近代化改革堪称同时期亚非国家中唯一取得成功，也是最为彻底的一个。

（90年代的土耳其）

我们可以看到，九十多年后的今天，即便在“宗教回潮”的大环境中，个人生活方面，土耳其男人又留起了大胡子，女人纷纷主动重新包了上头巾，甚至穿着布卡。但政教分离，世俗化共和制的政体、民主选举制度始至无法撼动，伊斯兰教仍只能作为社会生活的个人信仰而存在。可见凯末尔“脱亚入欧”的影响之深远。

接着，就是现实层面的原因了。

对于土耳其来说，被认作欧洲国家，不但显得体面，还能捞到不少好处。

早年加入北约，那是土耳其主动被邀请进去的。毕竟，作为北约对峙苏联/俄罗斯的桥头堡，战略位置太关键，拉土耳其入盟，属于西方世界的“刚需”。

拥有了北约成员国身份后，土耳其更加坚定了自己就是“欧洲人”的认知。

只是，要想进入欧盟，就没这么容易了。

为了享受欧盟的自由市场、税收优惠和各种补贴，早在半个多世纪前，欧盟还叫“欧共体”的时候，土耳其就开始申请，但至今仍走在入盟谈判的路上，加入欧盟必须满足35项条件，目前只展开了16项谈判工作，彻底完成的仅有一项，马拉松一样的谈判，遥遥之路，貌似没有尽头。

其实，说土耳其经济不行，会拖后腿，是不客观的。

目前，土耳其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15位。而且，土耳其和欧洲的互补性很强，与许多欧洲国家经济空心化不同，拥有较为完善工业体系的土耳其，国内制造业还算给力，是欧洲发达国家产业外移的主要对象之一，其中汽车业和家电方制造业属于它的长项。另外，几十年来，土耳其也是这些欧盟发达国家，尤其是德国的主要劳务输入源。

更何况，前东欧地区，不少经济比土耳其差远了的著名穷国，像保加利亚、摩尔多瓦等等，也没怎么费周折，就拿到了欧盟的入场券。

所以，经济方面，欧盟最担心的不是“拖后腿”，倒是土耳其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太具有竞争优势，一旦加入欧盟，会获得更有利的位置去抢占其他欧盟成员国传统市场。

加之，更少不了夙敌希腊的百般阻挠——耳其与希腊和塞浦路斯存都有边界和领土矛盾，双方立场都很强硬，短期内没有什么顺利解决的希望，这显然也这不符合加入欧盟的标准。

但更重要的还是在于，欧盟作为一个以基督教价值观为核心的欧洲超国家政治联盟，对欧洲观念和同质文化的认可正是欧洲联合的价值取向。而当今土耳其国内日渐浓郁的宗教氛围，让欧盟国家们愈发新心生隔阂，甚至指责土耳其正在“大踏步的远离欧洲”。

这方面，对于宗教较为狂热的埃尔多安总统也看的很明白——伊斯兰教传统向来被认作欧盟拒绝土耳其的“潜规则”，一旦伊斯兰教形成潮水之势从民间生活走向政治领域，土耳其势必会和加入欧盟的愿望渐行渐远。

而对土耳其来说，只有加入了欧盟，才算是个真正的“欧洲国家”。

因此，我们也看到，埃尔多安在国内外各种场合，总能摆出不同的脸谱，翻脸比翻书还快，就是他这种既想发扬“伊斯兰教的荣光”，又要做个欧洲人的矛盾心理的生动体现。

在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一书中，曾将世界七大文明简化为了西方、中华和伊斯兰三大文明圈，而那些正好处于文明圈交接之地的国家、地区，则被称作“文明裂缝国家”。

显然，土耳其便是这样的一个处境尴尬的“文明裂缝国家”，它总是不可避免的要面对选择哪一条发展道路的问题。

九十多年前，凯末尔决绝的选择了“一路向西，面向欧洲”；而如今的埃尔多安，在“向西”的同时，更纠结于恢复昔日帝国和宗教的荣光，甚至意在某求成为伊斯兰世界的新领导人。此番情形下，也不知道终生呕心沥血致力于“脱亚入欧”，建立世俗化土耳其的凯末尔将军，他的在天之灵，又会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