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祖国同龄，祖国培养教育了我，让我这个村儿里长大的娃娃，成为了一个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有用的人。
1974年初春，清晨的朝阳如约而至。在大毕庄村当耕读老师的我，与往常一样正准备进入教室，被村干部大声地喊住，“宝成，学东书记找你有要紧的事，让你赶快去一趟。”我二话不说，大步流星地赶到大队部。大队书记李学东手捧着烟袋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宝成啊，咱们村想成立个广播站，你的文字基础好，嗓音厚实，又年轻，经村里40个生产队长研究决定，由你担任这项工作，你要不负众望啊！”就这样，在领导的信任和鼓励下，我走上了广播之路，一干就是40年。
当时，村广播站原址设在了村内大庙前殿的一间不到8平米的小屋，一台750W的扩大器，麦克风上包裹的红布格外耀眼。32个广播大喇叭覆盖了全村各个角落。我的工作主要是每天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点转播东郊区广播站的有线点转播大毕庄公社的有线转播天津人民广播电台的对农广播《津沽大地节目》，6点重播区、乡的有线节目。为保证传输信号的畅通，我每周骑着自行车在村子里走一圈，巡查信号的音质、节目的音量。有了信号的保证，我想村民们可以听到中央台、天津台、区级站和社级站的声音，如果能听到村里本土的节目，这不就是一个五级宣传阵地吗？很快，我的提议得到了村领导的肯定。我开始揣摩各级台节目的编辑方法、特点、思路，练着采写新闻专稿和编辑各类节目，并录成音频节目。在大毕庄公社广播站播音员张玉叔、李玉兰两位老师的帮助下，我们的节目不仅有像模像样的开始曲，还有节目预告和结束语。开始曲《喜洋洋》欢快接地气，村民们喜欢听，也成为了村级广播站节目的标识。
我深知本土节目重在符合本村百姓的需求，于是我开始尝试记者工作。几十年来，我利用广播积极配合村内的计划生育、乡风文明、村容村貌、征兵和农业病虫害防治等项工作。其中《大毕庄村民看病不出村》《大毕庄农民退休金上调幅度大》《大毕庄村独生子女户住房领先》等百篇消息、通讯分别被区级站和市级报社采用。
上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中叶，我村一直是本市蔬菜生产的优质区，曾获由周恩来总理亲自颁发的国务院奖状。为更好地服务天津和北京市民，我村在全市率先搞起了大棚蔬菜种植，吸引了邻村和外地村民参观学习。在村级广播中，我根据时令的变化，有针对性地介绍西红柿、白菜等蔬菜的具体操作和农药使用等知识，还与市广播电台联系，请来了专家现场指导，使我村的大棚种植水平上了新台阶。
村民们越来越关注本村的广播节目。一位村民对我说：“宝成，你在广播时发音有不准的情况，你把计划生育条例（li）念成计划生育条例(lie)了。”这事儿对我触动很大。学习永无止境，我自费买了新华字典、汉语成语词典，每天用一个小时专门进行文字学习和播音技巧的练习。录音结束后，我反复听，不满意就重新录，直至满意为止。后来，我还开办了音乐点播节目，村里大爷、大娘们边晒太阳边点播节目，其乐融融。这种融新闻性、政策性、知识性、娱乐性于一体的广播节目，深受群众欢迎。
时任区级广播电台台长张启娟这样评价我们：“一个村级广播站能365天坚持转播上级台节目，就已实属不易，还能有自办节目就更难得了，特别是把中央、市级、区级、社级和村级五个级别的节目连起来播放，形成一个拳头，具有强大的震撼力，这在全区、全市乃至全国尚属罕见，应大力推广。” 我村的节目是全区唯一的一个村级广播节目，这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和动力。
不论是春夏秋冬，不论是酷暑严寒，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一万四千六百天，无休无假。妻子问我：“你每天起早贪黑的，比书记还忙，到底为个嘛？”“不为嘛，有钱难买我愿意。”倔强的我深知妻子是懂我的。
记得有一年，邻居家在原址上翻盖新房子，我家的西房山紧挨着他家的东房山，他家起完地基后，就在当天深夜发生了可怕的一幕。正在熟睡的两个妹妹，突然被西房山咔咔裂的声音惊醒，“不好，房山要塌。”当姐妹俩跑出的瞬间，房山倒在了邻家的地基上。闻讯赶来的邻居们纷纷议论，叫他家包赔损失。我没有争辩，妻子则默默地请来岳父，帮我盖房子。村里人知道盖房子是比娶妻生子都重要的大事，而妻子正是理解我，支持我，为了不让我休班，才叫来了老父亲帮我们的。家里的事，妻子从来没有让我操过心。
农转工，是那个年代人们心里的热盼。几十年来，我多次放弃了这样的期盼，乡亲们开着玩笑说：“宁可要社会主义的‘草饭碗’，也不要资本主义的‘铁饭碗’。”至今清楚地记得，我村最后一次农转工的单位是天津第二煤制气厂。弟弟妹妹劝我，要抓住机会。母亲也劝说：“以前的多次转工，你放弃，我不拦你，但这次不行，你年龄越来越大，也要为孩子们考虑。”母亲的话是有道理的。父母因工作的原因和弟弟妹妹们一直生活在市区，因为我自小跟着爷爷奶奶在村里长大，父母觉得亏欠我，所以多年以来，我的任何决定他们都是支持的、尊重的。这次，母亲着急地说：“你再不转工，我就不认你这儿子。”我开始动摇了，心想当了工人，我还能找到自己吗？可是不转工，作为家中的老大又觉愧对父母、妻子和孩子。村书记王琪对我说：“虽然广播站需要你，乡亲们需要你，但是只要你想好了，村里就不再耽误你。”几经彻夜难眠，我想只要广播阵地需要，只要乡亲们需要，我永远不离开我深爱的广播工作。这是我40年的誓言、践行和坚守。
如今已进入信息飞快的网络时代，大毕庄村广播站已完成历史使命，成为我的美好回忆，因为她伴我走过了最激情满怀的难忘岁月，向村民们传递了生活满满的正能量。现在虽已年逾七旬，面对广播工作我依然没有人生迟暮的感慨，只要广播不老，我依然年轻。